1939年9月1日，德国坦克军团开过了波兰边界线，使那一天变成20世纪最重要的日子，它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戛纳电影节的命运，原定于9月1日正式开幕的首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战火纷飞中夭折。

    戛纳电影节的创立，有一半缘于威尼斯电影节，但戛纳的创立初衷不是效仿与合作，而是批判与反对。1938年，数位应邀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几位法国评审心情非常糟糕，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两个大奖，一个给了墨索里尼儿子制片的意大利纳粹电影Luciano Serra pilota（Roberto Rossellini编剧），另一个给了希特勒掌权的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他们回到法国后，法国外交部艺术交流司官员菲利普·艾尔朗想，威尼斯电影节如此不得人心，为什么不能在法国也创办一个电影节，接过世界电影艺术的权杖？菲利普·艾尔朗的郁闷和灵机一动的遐想，没想到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浓郁的战争阴云中，催生了著名的戛纳国际电影节。

    在法国文化部的联合下，法国文化界、各大电影机构以及地方政府最后决定把电影节举办地定为法国南部小城戛纳（为此戛纳击败了太平洋边上的Biarritz）。戛纳拥有可与威尼斯相媲美的海岸沙滩和迂回的天然港湾，更有地中海沿岸独一无二的迷人风景。19世纪30年代Brougham伯爵因为伤寒爆发不得不终止前往意大利度假的计划并在此地暂居并，对这个小渔村大为欣赏。自此戛纳便迅速成为法国南部著名的有钱人的冬季度假圣地，拥有超过五十家高级旅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光浴开始流行，戛纳也逐渐成为夏季度假圣地。到1936年，戛纳开始向法国中下层收入的家庭开放，成为全国性的休闲所在。

    当时的戛纳电影节组委会中都是一些只有想法、却没有经验的理想主义者，在政局动荡和资金紧张的环境中，他们决定搬动“法国电影的基石”路易·卢米埃尔，以“世界电影之父”的名义“炒红”戛纳的地皮。1939年7月，把电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路易·卢米埃尔65岁，他携着妻子，带着流行一时的白色宽沿太阳草帽，挺着他那著名的肚子乘坐火车从巴黎来到了戛纳。

    在决定担任首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之后，卢米埃尔开始听到来自欧洲各地的风言风语，说法国要拉拢自己的友国为自己的电影加封晋爵，又说法国人妒忌威尼斯越来越体面的主人风范，说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但这对于卢米埃尔来说并不重要，他一直梦想能用一种“法国方式”改变电影制作和电影创作，并把电影发展成为一门辉煌的独立艺术。他原本以为可以低调来到戛纳，可一下火车，戛纳市长就带着一群记者出现在站台里，这个迎接仪式对于卢米埃尔有些突然，但却留下了1939年戛纳电影节唯一的瞬间。当时，小城戛纳的市民正在关心物价和法西斯，或考虑卖掉祖屋奔向北美，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里会变成名星云集、寸土寸金的黄金宝地。

    9月1日，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始，首映了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但马上也正式夭折。几天后，法国、英国宣布对德国开战，从此，戛纳历史永远地被战争改写了。（这或许是历史上许多经典战争影片能在戛纳折下金棕榈枝的原因之一？）在战火中，卢米埃尔和法国人的电影梦想无限期地搁置起来，直到1945年和平再次出现在欧洲上空。1946年9月20日，戛纳国际电影节第一次正式拉开大幕，一口气发了20个大奖，创造了戛纳历史上的“大奖之最”。因为这曾是卢米埃尔的梦，一个法国电影人人的梦，可卢米埃尔再也没有来过戛纳，他病卧床前并于2年后的1948年告别人世。

    从1946年到1953年，戛纳电影节停了办2次。原因很多，主要是缺少资金，没有影响，展映的影片质量优劣参半。在这时，戛纳电影节上出现了让·考克多。1953年4月，考克多接了一个电话，让他去戛纳开个会，在会上，这个乐于资助艺术家的艺术家被“意味深长”地选为戛纳评委会的主席，但没想到，让·考克多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戛纳历史。

    前几届戛纳电影节的影片，不是过于抽象晦涩，就是国际电影大亨的沙龙。为了吸引更多有影响力的制片公司和电影人，1953年年参赛电影非常杂乱，良莠不齐，共有35部之多。有美国迪斯尼公司的《彼得·潘》，有布努艾尔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痛苦》，还有希区柯克的惊悚片《忏情记》等。考克多做事一向我行我束，直露坦白。每天，他看完参赛片之后，都要写下日记。对于考克多来说，戛纳应该属于那些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导演，而不应该为了筹划赞助和开拓影响而变得日益庸俗。

    考克多决心改变这个面貌。他毫无忌讳地在放映厅里抽着烟，皱着眉头，表达自己的态度。在1953年5月1日的闭幕式上，评委会只发了一个大奖，那就是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恐惧的代价》，这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颁奖最少的一届，这样的结果令人们震惊，很多人沉默，很多人脸上无光。考克多在颁奖项时对着麦克风说：“我希望戛纳电影节能获得真正的意义：是一次心灵与精神的约会！”

    那一年春天发生的许多次心照不宣但针锋相对的评审辩论已经不可考证。但1985年，让·考克多逝世22年后，有人出版了他的日记。关于1953年的戛纳事件，我们了解到更多考克多生前从未披露的细节。他说自己想“把过程带进坟墓，但把结果留给历史”。

    他的日记中写道，4月27日：“太愚蠢了，我拒绝写下去。没有什么比一个电影节离我更遥远了。在这，我经常被评委会攻击，可以想象，作为决定者非常痛苦。因为我无法忍受给别的电影发通行证，还有电影的数目。是选择的义务令我采取了这种态度。诚然，一个评委会主席不代表发出比其他同事更高的音量，如果他们倾向于我是正常的，我也会向他们倾斜。总之，对于一个电影节，那些巨大争吵的疲倦必然要带来焦灼的气氛和差劲的幽默。我为此感到痛惜。我觉得电影节不应该是推销奖项和制造约会与交易的地方。”

    1954年，考克多再次被定为戛纳电影评委会主席，人们相信考克多，信赖考克多式的戛纳，从此，戛纳摆脱了评奖迂腐的有名无实，真正面对电影质量，做到宁缺勿滥。

    1954年让戛纳电影节名扬海内外，却不是因为电影，而是法国女演员Simone Sylva在一群记者面前脱下比基尼胸罩，试图拥抱美国影星Robert Mitchum。此事件被广泛报道，从此以后，电影节上少不了火爆刺激场面，以至于持负面态度的影评人开始讽刺说在地中海度假圣地办电影节不可避免的会成为肉铺。不管如何，1954年以后，戛纳开始腾飞，成为每年媒体和电影世界的焦点。

    1959年5月4日，国际青年节这一天，戛纳放映了本届最后一部参赛片，当天晚上就要举行颁奖仪式。那一年，让·考克多第四次来到戛纳，可他不是评委，也不是参赛片导演，他来给这最后一部参赛的法国电影加油助阵，这部影片的导演还是一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男主演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晚上，评委会宣布获奖名单，这部电影获得了戛纳最佳导演奖，现场的法国人激动不已，他们高兴得把小男孩抛向了空中。

    这部电影就是《四百击》，导演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弗朗索瓦·特吕弗，而那个被人们抛向空中的小男孩就是后来特吕弗“安东尼奥”系列中的男主角让-皮埃尔·雷奥。最佳导演奖并不是什么大奖，同年得戛纳电影节上，还有另一部法国参赛，最终没获奖，那就是阿兰·雷乃的《广岛之恋》。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一年所有参赛电影的名字，只记住了《四百击》和《广岛之恋》。

    许多年后，人们把1959年称为法国电影的复兴年，把《四百击》在戛纳电影节的获奖称为“新浪潮”运动的重要标志，当戛纳把一个小光环套在特吕弗头上，法国新导演们却用它打开了一个世界，《四百击》的获奖是一起电影事件，成为“新浪潮叩开世界影坛的第401击”。之后，让-吕克·戈达尔、克罗德·夏布洛尔、雅克·里维特等一代法国电影新人风起云涌，登上舞台。

    特吕弗获奖并不令人吃惊，这个天才早就是活跃在法国电影批评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安德烈·巴赞的学生和养子，是夏布洛尔和戈达尔的好朋友，是让·考克多眼里的文化红人，1959年的《四百击》获奖多少是一种“众望所归”。

    但特吕弗当之无愧，“新浪潮”运动如果没有获得这次强烈的鼓舞，也不会迅速在欧洲产生反响，并勾连了从二战之后到欧洲电影新时期的重要一笔。对于戛纳来说，《四百击》的奖给的不是特吕弗，而是青年电影人，是对电影激情的重新解释和命名，意味着对拥有才情与智慧的一代电影人的承认。特吕弗是戛纳历史上第一个凭借处女作得奖的人，也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而且，他从未接受专业电影教育，他是像“同电影恋爱”那样在电影院和电影馆泡大的迷影一代。后来他曾说：

    当《四百击》中的安东尼奥徘徊与彷徨在家与学校之间时，也给喜欢电影的影迷们指出一条阳关大道，从此，无数青年敢于做着同一个梦：拍一部电影，到戛纳一鸣惊人！

    1962年，在著名影人Georges Sadoul的主持下，电影节设立了“国际影评人周单元”。

    1963年，英国人希区柯克带着一部美国悬念电影《群鸟》第四次来到戛纳，前三次，希区柯克的电影都参赛了，但相继无功而返。这个世界上被谈论得最多的悬念电影大师，一生也没有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任何奖。希区柯克不需要金棕榈，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魅力，就可以名扬世界，称为无需加冕的电影大师。多少年后，人们发现了希区柯克的秘密，在他的电影里有悬念，有金发美女，有体型健壮的男人，有每一次都不经意的自我亮相，更有一个隐蔽得非常深的天主教徒，他的全部电影都是“一场希区柯克的秀”。

    1963年的希区柯克来戛纳不想得奖，他来是为一个“秀”。当年只有两部电影撑起了“非竞赛单元”，希区柯克的《群鸟》和意大利大师费里尼的名作《8½》，两个传奇人物，两部传奇电影，以“不竞赛”的姿态来到戛纳，这两部“不竞赛电影”引起的反响，反而远远超过了任何一部参赛片。

    阳光明媚的早晨，希区柯克与女主演金发女郎苏珊娜·普莱切特在戛纳装修一新的标志性建筑：电影宫正门前，在数千记者和观众面前放飞了200只鸽子，然后，他还在沙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准备了世界上体积最小的“蜂鸟”，放在自己的手指上，鼓噪声势，引发记者们的好奇，导致大批记者和游客长时间围观。在戛纳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用如此“后现代”的手法宣传电影。结果，1963年的《群鸟》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收到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成绩。 　戛纳电影节自从1947年设立“非竞赛单元”以来，每年这个单元都似乎可有可无，1947年，1952年和1955年，都只有一部电影参加展映，显得定位不足，格外冷清。1959年，戛纳电影市场正式成立，试图以此来推动戛纳电影节的电影交易，给更多年轻的电影人提供商业机遇。但在组织策划方面，戛纳人也是一直不得法。1963年希区柯克的到来，启发了组委会：在那个“冷战”时代，萧条的经济环境和紧张的政治气息，娱乐工业迎来了春天，好莱坞电影、英美流行音乐在60年代一跃成为时尚主流，流行文化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战后一代”青年在空虚枯燥的生活中有了宣泄和精神寄托。

    从1963年起，从希区柯克的秀开始，戛纳组委会精简参赛片，提高竞赛质量，同时拓展“非竞赛单元”，向世界展示最新的主流电影和商业电影。在参赛电影浓郁的学院风格和严肃主题氛围之外，戛纳也要制造人气和商机，上演美女加香槟的时尚，在豪华游艇上开彻夜狂欢的Party，和在电影宫门前搞花样百出的电影宣传活动。 　 “后希区柯克”的戛纳电影节，越来越多的影片要求参赛，也越来越多的影片要求“参展做秀”。

    戈达尔穿着紧腿烫绒裤子，翘着二郎腿，平静地坐在1968年5月13日戛纳电影节的一个临时新闻发布会上。他的左边坐着特吕弗，特吕弗的左边坐着路易·马勒，路易·马勒背后站着垂头丧气的组委会主席勒·布莱。同一天，巴黎百万游行爆发，整个巴黎停水、停电，没有汽车，没有地铁，整个法兰西沉浸在革命浪潮中。新闻发布会上，路易·马勒带头，要求戛纳电影节全体罢工一天，支持巴黎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勒·布莱妥协了，但他的退让阻挡不了1968年5月的法兰西的五月风暴。

    每年戛纳的焦点都是评委会和参赛电影，而那一年，另两种对立力量：组委会和“捍卫法国电影资料馆委员会”最终成为了戛纳主角。事情缘自于1968年2月，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撤了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办人亨利·朗格卢瓦的职务，而拥护电影馆和朗格卢瓦的青年电影人立即成立了“捍卫法国电影资料管委员会”，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国电影资料馆开始了“反马尔罗，捍卫资料馆”的示威游行，全世界的著名导演纷纷声援朗格卢瓦，特吕弗、戈达尔更是率领游行队伍冲击夏悠宫，致电法国政府，要求停止新任馆长的一切活动，矛头最终直指戴高乐。这就是贝尔托卢奇在新片《梦想者》中描述的”亨利·朗格卢瓦事件“，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向烽火一样燎动了索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著名的“五月风暴”。

    到了5月19日，戛纳电影节评委会成员多数已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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